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明代诗人、画家徐渭的一生非常坎坷，他曾长期以替别人草拟贺词、策论、诗歌等为生，他甚至把他的这些作品合编为《代集》。他在《代集》的序言中说：“古人写文章，鲜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显则隐，显者贵，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隐者高，得之无由，亦安能使之代？”他接着从自己的身份出发，说：“渭为文……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争而代之，……”明代的“代文”现象确实严重，由“代文”引发出许多科举腐败案件，弘治年间的程敏政、嘉靖年间的翟銮等作为主考官，都有过受贿允许考生“代文”的记录。

徐渭说“古人”没有“代文”现象，我不大相信，我不相信“代文”现象是从徐渭的时代才开始的。

自从隋唐时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考试作弊的现象就一直伴随着科举考试，而“代文”是作弊的重要形式之一。隋唐时代尚存在门阀制度的残余，人们的社会身份不仅有经济上的巨大差别，而且还有传统门第上的巨大差别，有钱人雇请贫寒的优秀读书人代写文章参加科举或者直接顶替当事人参加科举，是完全可能的。何况唐代科举有“温卷”这一环节，就是考生在考试前数月带着自己的诗文拜会考官，有点类似于当代的面试，不过温卷是“面试”在前，“笔试”在后。温卷固然可以帮助考官全面衡量考生的文化水平，但是也给受贿等不正之风和“代文”现象提供了机会。唐代诗人刘希夷就曾替自己的舅舅宋之问“代文”过，著名的《代悲白头翁》和《有所思》只是标题不同，它们在《全唐诗》中就分别署了刘希夷和宋之问的名字。唐初中郎将常何屡向唐太宗上奏章，奏折写得文才飞扬，不像一个武将所为，后来唐太宗才查清楚，奏折都是常何的家臣马周代笔的。

宋代的“代文”现象也有，比如：苏轼亲自编入自己文集的《思子台赋》就是其子苏过代笔；秦桧通过文章调包使自己的儿子取代陆游而进士及第。柳永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不仅跟主考官晏殊混熟了，而且皇帝对他也不赖，如果他不坚持使用自己那些“浅唱”的词作，而随便找人“代写”一篇“正统”的文章参加科举，晏殊和皇帝是会录取他的。

比隋唐更早的汉魏，甚至先秦，“代文”现象也是存在的。那些时候，文化比隋唐落后的多，读书识字的人很少，日常生活的需要必然会使社会上出现以“代文”或“业余代文”为生的尚没有闻达的读书人。抛开民间日常的“代文”需要，上层社会的“代文”现象也是很普遍的，杨修替少年曹植写文章蒙蔽曹操，陈琳替袁绍写檄文痛骂曹操，都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科举考试主要就是写一篇文章，在身份认定和字迹辨别上尚无科学手段的古代，科举制度本身就为“代文”现象预留了空间。徐渭之后的时代有许多官员就是因为科场舞弊而被免官甚至被处死的。清初的一个主考官李振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科举舞弊案犯；鲁迅的祖父也是因为这种事而被抄家的。我母亲有位先人是光绪年间举人，他出身贫寒，但天资聪颖，他父亲跟一位富翁订约，由富翁全程资助他读书，多年后，他先冒名富翁的儿子参加科举，富翁的儿子中了贡生，然后他自己才参加科举，并中了举人。

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社会文化普及率也是古代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代文”的现象不仅没有绝迹，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代文”的目的除了日常生活中的代笔，更多的是毕业、晋级等“高等级”需要。“代文”的形式也变得多样化了，有的是请人完全代写；有的则是自己列个提纲要秘书写。而冒名参加高考、成考的现象几年前也时有发生。论文写手成为一种职业，论文造假，甚至教授论文造假，也时常可以从网上看到。

“代文”是一种机械劳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能或不能充分的流露在文章中，“代文”催生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出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许多行贿受贿现象也跟“代文”有关。徐渭感慨道：“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这是徐渭因不满于自己的才能被人利用而自己却穷困潦倒所发的牢骚，当然，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仅仅是代人写个门联、祝词什么的，从而混顿美餐，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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