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以往大有不同。这是经历三年大疫之后的春节，各地鞭炮四起，随处烟火灿烂，显露出人们对回归正常生活的急切期盼。春节还是那个春节，而人们的心态则迥于以往，人们又有何种深切感悟？不妨读几首诗，以许有所启迪。

三年了，人们经历的事情太多，林林总总，奇奇怪怪。三年似乎浓缩了人间所有的美丑善恶，人们几乎阅尽了人世间的所有悲欢离合。疫情期间能够与亲人团圆过节，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颇有几分“劫后余生”的感觉。

疫情期间，此春非此春，今节非往节。不是“物是人非事事休”，而是物非人非事事变；不是“年年岁岁花不同”，而是年年岁岁节不同，人亦不同。

《代悲白头翁》唐代·刘希夷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

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

与古人相比，今人的生活之路更加平坦，三年疫情算是几十年来遇到的最大的坎。如何面对？读几首刘禹锡的诗作，可能有所启迪。

刘禹锡被称为“诗豪”，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留下《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不过，本文认为，他在“遇劫”期间的三首诗作，更值得经历三年疫情的人们一读。

刘禹锡于贞元九年（79年）进士及第，初任太子校书，迁淮南记室参军，后入节度使杜佑幕府。杜佑入朝为相，刘禹锡亦迁监察御史。唐顺宗即位后，刘禹锡参与的“永贞革新”失败，贞元二十一年（年），与柳宗元等八人被贬到偏远之地。刘禹锡因此在朗州（今湖南常德）生活了十年之久。

刘禹锡当时7岁，从朝廷到州府，从正职到副职，从实权到虚位，可谓一落千丈。不过，刘禹锡并未消沉，并写出了《秋词二首》名篇。从诗作中可以看出，刘禹锡被贬，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秋天”，而他并不伤感，俨然一副既贬之则安之的超脱心态。

《秋词二首》唐代·刘禹锡

其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其二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十年后的元和九年十二月（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年）创作了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调侃自己被贬之后的变化。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本来只是感叹人生之变，谁知又得罪了权贵，刘禹锡再次被贬为连州（驻地今广东连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又是五年，因母丧而离开，后又转任多地。大和二年（年），刘禹锡回到朝廷任主客郎中，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还是那种超脱、调侃的心态。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首次被贬回到京城时，发现玄都观由了无桃树变成遍地桃树，还成了“花开时节动京城”观光之地。刘禹锡第二次被贬回到京城时，发现玄都观竟然又由遍地桃花变成了遍地菜花，物非人非，变化巨大，他又有多少感慨？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这三年亦是如此。

这三年，上演了不少的人间悲欢离合活剧。“劫后余生”人生又该如何度过？除了借鉴刘禹锡的超脱之外，还可以借鉴钱穆父的“无波”。

《临江仙·送钱穆父》宋代·苏轼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

依然一笑作春温。

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

尊前不用翠眉颦。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宋哲宗元祐六年（），苏轼知杭州。钱勰（穆父）因为坐奏开封府狱空不实被贬为越州（驻地为今浙江绍兴），此时又被调往瀛洲（驻地为今河北河间），途经杭州。老友相见，自然感慨良多。

苏轼发现，同样被贬的钱勰竟然像古井之水一样，没有丝毫波动，如此豁达实属罕见，于是有了此词。一个人，既然无力改变现实，不如顺其自然。

疫情阻隔，许多人三年未回家。在外的游子，在家的老小，是多么盼望团聚。可是相聚几天，又得分离，这是为了生活。纵有太多的不舍，也难回避。人生就是如此，离与悲、聚与欢交替着，不知不觉之间，一个人也就走完了一生的路程。

聚少离多的人们，应该持有何心态？再读一首苏轼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就知道了。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宋·苏轼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也是劫后余生的写照。元丰二年（年），“乌台诗案”事发，苏轼遭遇杀身之祸，其好友王巩受到牵连，被贬到当时尚是荒僻之地的宾州（驻地为今广西宾阳），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元丰八年（），苏轼以礼部侍郎被召还，王巩也已北归，双方重逢，少不了回忆。当苏轼问及是否习惯南方生活时，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即席写下此词。

被贬远离京城，客居他乡多年，竟然“万里归来颜愈少”，不见丝毫岁月风霜之痕，堪称奇迹。苏轼自然惊异，得到的答案是“此心安处是吾乡”。随遇而安，不失为逆境生存智慧。能够“此心安处是吾乡”者，一定幸福一生、美满一世，但愿所有客居他乡的人们都能如此，以此祝福阅读此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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