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应“点石”诗词共读及李老师的邀请，我今天就苏轼的词进行介绍，主要依据《唐宋词鉴赏辞典》中收录苏轼的86首词，并对苏轼的两首词进行分析解读，时间为90分钟。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

要讲宋词，有两个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一是柳永。之前的词，基本都是小打小闹，一首词多不过三五十字。柳七一出，词的篇幅大幅增加，容量也大幅增长，为苏轼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二是苏轼。柳永虽然拓展了词的容量，然而内容与内涵的拓展，却是苏轼完成的。苏词之前的作品，基本都是是羁旅行役，儿女情长的词。苏轼大大扩展了词的内容和意境，开创了无事不可入词的宽度，摆脱了词为艳科的世俗评价。苏轼之前，诗尊词卑，写词是副业，是饭后的甜点，苏轼之后，诗词并列，作词也可入大雅之堂，不再有晏殊对“针线闲拈伴伊坐”之类的轻蔑。宋词之所以成为宋词，始于苏轼。

后世之论词，多以豪放和婉约而论，并以为苏轼开豪放一派。在我看来，两宋第一首豪放词，当是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由空间而时间的大手笔，不减东坡。只不过柳永艳词之名太盛，以致于人多忘记其豪放一面，苏轼尝言：“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或者说，豪放之词，始于柳永，成于苏轼。

林语堂曾言，“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我并非完全同意林先生的评价，然而对于“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却深信不疑。然而苏轼之乐天，却是从苦难中升华而得，是绝望之中诞生出的希望，是眼泪之后的欢笑，是沉沦中的崛起，是黑暗之后迎来的光明。

苏轼其人其事

苏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年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眉山，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年8月24日）逝于江苏常州，享年65岁。

嘉祐二年（年），进京应试，名动京城。主考官欧阳修因误以为是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录为第二。后与苏轼见，大为惊叹，认为“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仁宗赵祯看到苏轼与其弟弟苏辙的文章，非常高兴，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嘉祐二年（年），正当一条金光大道在苏轼面前徐徐展开的时候，母程氏去世，回家丁忧。

嘉祐四年（年），丁忧结束。

嘉祐六年（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熙宁元年（年），除父丧返京。

熙宁二年（年），王安石执政变法，“素恶其议论异己”，除判官告院。《能改斋漫录》载其讽安石诗一首：“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虽然知是假，争奈有人爱。”

熙宁二年（年），上书《再上皇帝书》，要求罢免王安石。

熙宁二年（年），因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触怒王安石，被迫离京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年）秋，苏轼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年）四月至元丰二年（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年），乌台诗案爆发，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因多方营救，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年），出狱，贬黄州（湖北黄冈）。

元丰七年（年），离开黄州，途中在南京见王安石，相谈甚欢，留一月而去。

元丰八年（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因抨击旧党腐败现象，为新旧两党所不容。

元祐四年（年），再次离京，任杭州。

元祐六年（年），短暂回京，为人弹劾，贬任颖州。

绍圣元年（年），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

绍圣四年（年），被一叶孤舟贬至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

元符三年四月（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次年北归途中，逝于常州。

纵观苏轼一生，虽才高八斗，却命运多舛。少年得志，名动京华，却连续丁忧。31岁复出之后，赶上王安石变法，被迫十年外任。虽然颇有政绩，却因乌台诗案，几乎丢了性命，贬至黄州。变法中止，本是苏轼的机会，却因直陈时弊，被旧党攻击，再次离京，辗转杭州、扬州、颖州、惠州、儋州等地。好不容易大赦北归，却已为时太晚。苏轼从年崭露头角，到年去世，44年的社会活动中，6年丁忧，18年贬谪，10年被迫离京外任，5年夹在新旧两党之间被倾轧，只有年到年期间相对顺利。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遭受如此多的挫折打击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也很难想象，一个本来志在治国平天下的人，却不得不漂泊流离于江海之中，挣扎在新旧两党之间，是怎样的一种无奈。然而命运的磨难，并没有击垮苏轼，相反，遇一次挫折，便增一次信心，逢一次伤心，就添一次达观，经一次失败，遂为一次成功。黄州谪居，两赋一词高标悬日月，光照古今，独步天下；杭州岁月，留下的是千年苏堤的记忆；到蛮荒之地惠州，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到海南，人以为苦，苏公独笑言“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世人读苏轼的词，总是认为“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其豪迈之气，确实可穿云裂石，然而其婉约深处，亦让人一唱三叹，情难自已。苏词之作，多以夸张的手法，用大手笔，极情渲染。“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由心情而历史，由历史而时空，令人绝倒；“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想到的是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但倾还不够，还要醉，而且日日醉；“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从极大而极小，如电影镜头般的快速切换，余味无穷；“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一幅唯美的画面，立刻跃然纸上；“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忽然眼前浮现出庄子的妙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万马奔雷，惊心动魄。可以说，苏轼的词，自始至终，都昂扬着一股“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宏大气魄，都始终洋溢着“使君元是此中人”浪漫情怀，都充盈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凛然生气，而其想象之瑰丽，也令人叹为观止。“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与《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为记梦风巔峰之作，千百年来交相辉映；《水调歌头》写中秋之作，将人世、仙境、达观表达得淋漓尽致，千古留芳；七夕之作，向来缠绵缱绻，但他却“不学痴牛騃女”，清新如兰，“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苏词的雄奇壮丽，千百年来，除了李白和屈原，再无人的能与其争锋。

英雄并非总是站在成功之巅，也可能身陷苦闷之中，英雄也会有普通人的情感，伤心，失落，浮生如梦。苏轼在经历种种磨难之时，也曾让他产生“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之感，会感慨“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什么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的无常宿命，也有“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的“归来欲断无肠”的沉痛。读《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之“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时，忍不住心里一阵阵的发紧，这是怎样的浅吟低唱，才能写出如此不忍卒读的文字！苏轼写中秋的《水调歌头》唱彻历史，但他另外一首写中秋的《西江月》知道的人却不多：“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秋光，把盏凄然北望”。两相对比，可见苏轼创作《西江月》时之苦闷。

痛苦每个人都会经历，只不过有人把它化成了牢骚满腹，有人因之而放纵自我甘于自弃，有人却把它发酵成了一杯酒，饮之泰然。尽管苏轼或者有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出世之想，向往“几时归去，作个闲人”，“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虽然也会叹息“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但苏轼并没有沉浸于痛苦中不自拔，而是从容崛起，潇洒面对。他自嘲“自怜冰脸不时宜”，“拣尽寒枝不肯栖”，却踏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依然一笑作春温”；他释然于命运，“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背井离乡，却入乡随俗，“此心安处是吾乡”。更重要的是，苏轼并非只是戚戚于个人痛苦，而是将笔触延伸至天下苍生。年，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人生低谷之时，大雪纷飞之际，想到的却是“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时，想得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同出一辙，是何等悲天悯人！苏轼在徐州石潭求雨后，看到“垂白杖黎抬醉眼，捋青捣麨软肌肠”之后，很自然的问出了“问叶豆叶几时黄”，因为他担心青黄不接啊！某日尝与女儿品评李白杜甫和苏轼，我说李白的诗始终有一种仙气，离我们太远，以致脱俗而不太接地气，是以李白的诗中关于民生的甚少，而且比较任性，动辄就想隐居江湖。杜甫的诗始终有一种责任，他心中装的始终是天下苍生，家国兴衰。苏轼的诗词始终有一种豪放达观之气，不管身处什么情况，历经多少次打击，总能一笑置之。故苏辙评价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曾子尝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三人的最后一首作品中，也可看出三人性格的差异。李白写的是“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是一种生不逢时的叹息；杜甫写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他想到的是“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始终不死的情怀；苏轼的最后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虽然感慨“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最后却化成两句冷幽默：“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行将就木之际，历经波折之后，他自述平生功业，却是被贬谪期间。

苏轼的感情是充沛炽热的，在《唐宋词鉴赏辞典》收录的86首苏词之中，关于怀人、送别、唱和的竟达29首，在这其他词人当中，是极为罕见的。怀念王弗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已然伤心欲泣，在送别王弗之弟王缄时写的词更是摧肝折肠：“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然而他还是要强颜欢笑，只有归来时才痛彻心扉，“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更让人司马青衫；苏轼与弟弟苏辙，兄弟之间虽然聚少离多，但却时时挂念，手足之情，温馨无限，书中收录苏轼写给弟弟的词，至少有三首；苏轼与朋友、与诗僧们的唱和，也时时显现出他的真性真情，真心真意的一面。与张先游西湖，为索词的陌生女当场援笔，遂成妙词：“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其率真如此。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解读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公元年，苏轼从杭州应调回京，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写了这一首词，寄给参寥子。参寥子，即著名诗僧道潜，本姓何，字参寥，赐号妙总大师。博览群书，能文章，尤喜诗。苏轼说他“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以“禅心已作泥沾絮，肯逐东风上下狂”尤为苏轼欣赏。二人交情十分深厚，早年苏轼在徐州时，参寥子曾专门拜访，“禅心已作泥沾絮，肯逐东风上下狂”这两句即是在徐州期间，苏轼和参寥子开玩笑，让一名妓女问他要诗时的即兴之作。后苏轼贬谪黄州时，参寥子奔波两千里，专门到黄州与苏轼同游。后苏轼贬谪海南，参寥子拟渡海拜访，因苏轼力劝方止。在杭州期间，二人也多有往来。似苏轼与参寥子之间亲密无间，意气相投，不避荣辱的友情，非普通人可比。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对于风来说，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它看似充满感情的把潮水带来，却又无情的带走。潮来潮去，人起人落，聚散离合，对于已经54岁的苏轼，经历了若干次重大打击之后，他已经以达观洒脱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中的得失。此二句实际上化用了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意境。在自然面前，没有有情，也没有无情。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苏轼一生凡两次在杭州就任，他对杭州有着别样的感情，一生中政绩最为突出的也是在杭州期间。试问在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多少次展眼望斜晖？时间匆匆，人事依然，在夕阳落日的壮丽景象面前，苏轼感慨的不只是光阴之过客，亦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叹息，更有功名不建岁月蹉跎的无奈。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日升日落，沧海桑田，似乎离我们太遥远。可是，我们又何必远观千年看从前的人事代谢呢，只需近取诸身，便可知道在俯仰之间，早已经物是人非。所谓一滴水可以看出太阳的光辉，所谓纳须弥于芥子，化千里为咫尺，藐古今于一瞬是也。苏轼对这种哲理性的问题非常有体会，在《赤壁赋》之中，也有体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在苏轼的一生之中，乌台诗案是一个转折点，之前他曾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芳。因此，在年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之中，尽管他那时候只有38岁，虽然自称“老夫聊发少年狂”，然而作品中却昂扬着壮年时的豪情，是“亲射虎，看孙郎”的侠骨，是“西北望，射天狼”的期许，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等待。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从外取转向内安，由积极转为达观，不再追逐所谓的功名，寄予的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渴望。本章之中，作者再次流露出淡泊的情怀，虽然是奉诏进京，却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冲天意气，想到的只是“白首忘机”的低调，都满头白发一把年纪了，早已忘记机心，无意名利，淡然进退。说明苏轼在经历打击之后，已经学会了自保，也说明苏轼对本次进京，根本没有抱任何的希望，果然，仅仅几个月，便再次离京。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春山好处，有的版本做“暮山好处”，似不妥。上半阙已经说夕阳余晖，此处再说有重复之嫌，且“空翠烟霏”，当是春天的景色。苏轼离开杭州的时候，恰是三月，正是西湖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故“记取西湖西畔”，意为让我们记得这一刻吧，春山如黛，烟雨朦朦，也说明“春山好处”更好。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苏轼与参寥子友谊非常深厚，作者在此也感慨说，算起来与诗人交往，似我和你这样的，确实太稀少了。作者这两句，带着深深的感慨，说明他知音难得，也可说缺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寥子为世外之人，苏轼既然在尘世之中找不到道同相谋的朋友，那么也就很自然的引出了下一句“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晋书·谢安传》载：“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什么时候，你我共同从海而隐，不要像谢安一样，欲求归隐，终究未得而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这句仍是用谢安的典故，《晋书·谢安传》：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如果能够在有生之年，归隐而去，不要留下像谢安那样的遗憾，那么，若干年之后，后人凭吊，也不至于像羊昙一样，为我们为名利羁绊而痛哭流涕。

自古以来，离情别绪，为情所牵，形之于文字，则多感伤之辞。然亦有雄奇豪迈之作，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苏轼此词，更是高标千古，纵横自如，似巨海狂涛，扑面而来。将世事变化、人生哲理、情谊深厚、洒脱自然化为一炉，虽然有功名不建的感慨，岁月淹留的叹息，然而更多的却是卓尔不群，超凡脱俗。清代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评：“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胸中数万甲兵，是何气象雄且杰！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词境至此，观止矣！”又云：“云锦成章，天衣无缝，是作从至情流出，不假熨帖之工。”

苏轼《定风波》解读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词是苏轼送给王定国的歌伎柔奴的。王巩，字定国，号清虚居士，北宋著名诗人、画家。王巩官位不高，却以其正直的品格和豪气真情，活跃在北宋中后期的政坛上，为时人所敬重。宋神宗元丰二年（年）八月，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苏轼的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致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苏东坡对此非常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在王巩被贬期间，所养的歌女纷纷散去，只有一位复姓宇文、名曰柔奴的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宾州的僻远、路途的艰辛柔奴并非不知，但忠诚的她毅然与王巩一同踏上了前往宾州的道路。从年12月到年10月，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多。年，王巩奉旨北归，与苏轼对饮，发现王巩不但没有通常谪官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性情更为豁达。在逆境中，王巩精神不倒，技艺大进，著述不绝，“尤为坡所折服。”王巩叫出柔奴为苏轼献歌，聊及边疆僻野，苏轼问她岭南怕是很不好吧，没想到柔奴则应声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对此大为赞赏，立刻填词《定风波》一首以赠之。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琢玉郎，意为男子相貌堂堂，有如玉雕般的精致温润，此处指王定国。点酥，点抹凝酥的意思。宋文同《惜杏》诗：“北园山杏皆高株，新枝放花如点酥。”此处指柔奴。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常常羡慕王定国这样风采神韵的男子，连上天也十分眷顾于他，特地安排了肤如凝脂的柔奴相伴。如此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不离不弃，相依相伴，岂不令人羡煞？此作一出，点酥娘柔奴名声大噪，王巩与柔奴的宾州之恋也流传开来，成了坚贞爱情的古典诠释。《古今情海》就将王巩的此次官宦沉浮及其与宇文柔奴的爱情载记下来，流传后世。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她谱写的词典从她的皓齿红唇中婉转而出，有如春风拂面，似炎炎南海中飞起的片片雪花，世界亦变得如此清凉。苏轼这几句，既描写了柔奴之美，也表现了其歌声之妙。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她的陪伴，让身处炎热不堪的边陲之地的王定国，心情得以沉静，才使得“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从艺术表现力来说，本处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将听觉转化成触觉，自然贴切，不留痕迹。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年愈少，此处当是指柔奴。虽然历经千辛万苦，虽然贬谪边远地区，可柔奴不仅没有沉沦哭泣，反而更加年轻，颔首微笑。在此处，苏轼再次运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视觉转化成嗅觉，似乎她的微笑之中，还带着岭南的梅花之清香，傲雪而开，愈寒愈美。据载，柔奴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医术高明，十分同情社会底层弱者。谪居岭南期间，亲自上山采药，以其一身医道救治当地百姓，被誉为“神医”。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大体贬谪之人，基本都带着一肚子的怨气，更何况区区一弱女子。然而，王定国二人风采更胜从前，使得苏轼大为好奇，他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岭南应不好？”岭南那个地方，并不见好啊，为什么你们却像度假一样，过得如此滋润？柔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长期以来的管制，以及大陆文化的影响，导致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非常强的，宁可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守土而穷，也不愿意离家出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寻求更大的发展。许多人离开家，也始终忘不了家，导致他们一旦在外面稍有不如意，便想着回归，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因为心不安，所以易浮躁，爱打退堂鼓，缺乏静下心来认真做事的意志，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容易心态失衡。柔奴之语，足令多少须眉男子蒙羞？

柔奴的话，并非其首创。白居易《种桃杏》诗：“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李白的诗《客中行》：“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都表达了相类似的意思。只不过经过苏轼的妙手，柔奴的话反而流传更为久远。

这首词用语自然明快，毫不晦涩，有似拉家常。在看似平淡的语言背后，却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手法和思想意识。柔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苏轼的话，柔奴的心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苏轼的心境。他的另一首创作于年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与本首词的境界非常相似。可以说，苏轼在经历了乌台诗案，从开始的惶恐、茫然，在时间的洗礼之下，已经渐渐转变为达观、洒脱。因此柔奴的话，与苏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苏轼才一挥而就，即席赋词相赠。

苏东坡是中国文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诗为大家，词开一派先源，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自出新意独成一家，绘画妙绝毫巅，开创“士人画”之先河，而其在医药、水利、美食方面，也有独具风貌。他能够积极提携后进，以“苏门四学士”为代表的苏氏学派，引领文坛，而他的机智幽默，也深入人心，广为传诵。老朋友李公择生子三朝，他写的贺词别具一格，翻陈出新，令人忍俊不禁，一句“多谢无功，此事如何着得侬”让人笑倒。若论单一成就，或有人与苏轼抗衡，但论综合成就，他当是中国第一文人。千百年后，斯人已去，风范长存，高山流水，岂可再期，抚卷三叹，不觉而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