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景，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民族大学原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二级教授、研究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学术成果获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四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贵州省第六次、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奖，《民族文学》年度优秀论文奖，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奖等。

地域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总序

杜国景

“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是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对本籍作家的一次集团性包装。此举不仅睿智，而且颇具文学史专业眼光。我们知道，年代以前，中国一直是“共名”时代。所谓“共名”，是指各个历史阶段都有重大而又统一的时代主题和精神走向，这些共同的时代主题和精神走向很容易把握，往往用一两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如民主与科学、救亡与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市场经济时代来临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推动，中国社会开始迅速转型，出现了多元文化形态与多重价值共生共荣现象，文学环境也变得更为宽松和自由，复旦大学陈思和把这样的文化形态概括为“无名”时代（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

时代变了，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也应随之改变，这就是刘勰所说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文学雕龙》）。在“共名”时代，一首诗、一篇小说所以能产生“轰动效应”，乃是因为共同的时代主题和精神走向就好象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份份试卷，人人都要过这一关，只要答对答好，就一定能脱颖而出。那时没有全球化、网络化这一说，众心所向，就在这份试卷。而当时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的平台也不多，审查很严，作家的出口比较窄，正所谓“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无名”时代到来后，主流文化的引导虽然仍强大，但受网络、影视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作家要出一本书，发表一篇作品，已不是难事，至少网络就是个很开放的平台。吊诡的是，发表作品的渠道多了，作家的出口宽了，文学也就失去了轰动效应。正如冲出夔门后的长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浩荡江面泛起的浪花何止千万，要引人注目已非易事，个人已显得渺小，一两首诗、一两篇散文、一两部小说，根本就不足为道。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家群的打造就变得非常重要起来，尤其是地域作家群。有一种说法：地域文化也是竞争力（高克平语，参见《人民日报》年3月23日第3版）。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地域性作家群的形成，一定会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繁荣与文化昌盛的标志，有作为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绝不会对此等闲视之。如今，作家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本土作家群的打造，地域文学现象的命名等，已成为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之一。如果把年的“陕军”东征当作最初的潮头，那不久后的宁夏三棵树作家群、西海固作家群，甘肃小说、诗歌、散文“八骏”，四川的康巴作家群、巴山作家群，云南昭通作家群，一直到近年贵州的“黔山七峰”，就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张元珂博士花了好多年时间专做地域作家群研究，据他的统计，现在各地的作家群总数已接近50个。在地域性作家群的崛起后面，并且都能看到来自当地党政文化宣传部门的强力推介。

作家群的形成，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所决定。文学史上就有不少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或文学流派，如公安派、桐城派、临川派之类。可以断言，任何写作都不可缺少地域因素，都会被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地域环境与地域历史文化既关系到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关系到每个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与感知方式，也关系到风气、氛围的影响和熏陶。人总是被特定地域养育和塑造的，包括他的个性气质、人格修养，文学与地域环境、地域文化的关系，由此便是与生俱来的。很多作家，终生都未能摆脱地域的影响，终生都在写他那一片特定的地域。比如鲁迅的未庄（浙东乡村），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笔下的关中，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阿拉卡塔卡（马孔多）。对作家来说，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注定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古今中外均如此。

然而，对一个有作为、有成就的作家而言，仅有地域因素或地域特色肯定是不够的。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既立足于地域又超越地域。那需要有情怀，有责任感，有担当意识，也需要有眼光、有志向，有对人类普遍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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